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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改革开放初期的弄潮儿
2018-03-02 10:33 | 作者: 新华网 来源:新华网
【摘要】那些和鲁冠球同时代的企业家,有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,有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;有的名字只是一闪而过的流行,灿烂之后归于平静,有的名字却代表了永久的财富。

  2017年,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的去世让众多企业家们缅怀,同时也将我们带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先驱频现的时代。

  那些和鲁冠球同时代的企业家,有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,有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;有的名字只是一闪而过的流行,灿烂之后归于平静,有的名字却代表了永久的财富。

  然而,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,他们中的每一个的的确确,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,试错、创新、开辟道路……

  

 

  年广久:卖瓜子的“中国第一商贩”

  年广久,1937年出生,安徽人,“傻子瓜子”品牌创始人,号称“中国第一商贩”。

  他最早经营水果摊时,重业轻利,允许顾客先尝后买;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,买走了水果又跑来找麻烦,说少给了秤,或者少找了钱……年广久从不计较,爽快地补水果、找钱,让顾客满意而去。顾客们说他实诚,同行们却都说他“傻”,时间一长,大家都不喊年广久的名字,喊他“小傻子”。这是后来“傻子瓜子”的品牌由来。

  年广久水果摊的隔壁是个卖瓜子的老师傅,年广久时常主动帮着炒瓜子,一来二去,学了不少炒瓜子的手艺,就这样,他开始踏足“瓜子行业”。

  改革开放初期,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,他开始偷着炒瓜子卖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他开始大干瓜子事业,日渐红火。

  年广久还不断推出各种在当时非常别样的促销策略: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、外地人到芜湖用车票来买两斤瓜子不排队、结婚的买10斤瓜子不用排队、军人不排队……

  他的炒瓜子小作坊也很快从10个人发展成上百人的工厂,每天炒出的瓜子从一万斤到10万斤,从10万斤到20万斤,总利润也高达每天两万多元。1982年,年广久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,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。

 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,又三次被邓小平点名,分别为1980年,1984年,1992年,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。

  1992年出狱后的年广久又重操旧业,不过此时的“傻子瓜子”虽然市场很大,但已然呈现三分天下的市场格局:他、长子、次子各掌一方、共享同一品牌。随着家族产业发展壮大后,品牌权、股份权的内部纷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,再加上同时期的恰恰等瓜子品牌的兴起,竞争进一步加大,“傻子瓜子”也就慢慢衰落了,但仍然在安徽乃至全国瓜子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  

 

  步鑫生:“是时代选中了我”

  步鑫生,1934年出生,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。

  1981年开始,步鑫生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提出了“上不封顶,下不保底”的奖金制度,打破“大锅饭”。而且,他将做得不好的工人给予辞退,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“铁饭碗”的习惯。

  步鑫生同时还做了很多在当时不被人理解的事情。比如给厂里设计厂徽、推出厂服和厂歌,还在上海火车站的铁路沿线刷广告,用小汽车接送前来订货的客户,而当时,连海盐整个县委都只有一辆北京吉普。

  当时,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,步鑫生成了名动全国的改革先锋,全国掀起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。

  在1984年的秋天,步鑫生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厂的报告获得了中央批准。这个西装厂,被后来很多研究“步鑫生现象”的学者认为是他失败的开始。

  1984年,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开建,虽然有国家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支持着。但这对固定资产只有50万人民币的衬衫厂,根本无力承受。随后,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,银行贷款开始紧缩,西装大楼几度停工。

  “其实西装大楼开建之后,我们就是负资产了,建好我们就负债80万美元。”步鑫生说,1985年等西装流水线建好,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,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。之前,他因为忙于抓西装大楼的基建,衬衫厂的效益开始一路走下坡路。

  1986年,媒体对于海盐衬衫厂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:“生产流水线停产,下水道、厕所堵塞,生产萧条,人心涣散,走掉了近一半职工”。1988年,步鑫生被免去职务。

  在免职的消息宣布几十天后,他离开了家乡。开始在上海创业,随后北上,先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的服装厂,创办了“金宝路”衬衣,后又接受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“阿波罗”衬衣。1993年,他受人邀请,到秦皇岛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。2002年他退休回到海盐县。

  步鑫生认为,“是时代选择了我”。在他看来,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偶像人物来带动经济,而他所做的,正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,于是被选中了。

  

 

  冯根生:从中药学徒到企业家

  冯根生,1934年出生,曾任中国(杭州)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,胡庆余堂传人。研发生产的“青春宝”成为第一个投入大手笔广告的保健品。

  冯根生原来只是胡庆余堂的重要学徒。1972年,对冯根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。那年7月,胡庆余堂一分为二,位于市区的母厂更名为杭州中药厂,位于西郊桃花岭下的制胶车间则自立门户,升级为杭州中药二厂。在胡庆余堂9个副厂长、副书记都不愿去郊区工厂的情况下,时任制胶车间主任的冯根生被任命为中药二厂厂长。名义上是工厂,实际却是个破旧的作坊,一眼望去只有几只铁锅和数眼土灶而已。

  1984年,冯根生打破国企大锅饭,引进全员合同制;1992年,国企被取消了进出口权,冯根生果断决定与外商合资,绕过机制弊端,解放生产力。

  有一段时间,全国的中药厂都在相似的品种里抢市场,冯根生当机立断,另辟蹊径,向保健品进军。1979年,冯根生根据古方“益寿永贞”方试制的青春恢复片(后改名为青春宝抗衰老片)成功了,但是却迟迟拿不到生产批文。

  冯根生索性拉开生产线,“轰隆隆”生产起来,产品出了车间就外销,“外销不要批文”。

  冯根生带领青春宝一度创造了年增长20%的国企傲人业绩。他的才华和心血带给他很多荣誉,1988年当选首批“全国优秀企业家”

  1996年,冯根生的青春宝集团兼并胡庆余堂,史称“儿子吃了老子”。

  做“出头鸟”风风雨雨三十多年,冯根生的“破庙”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,资产从三十六万元增加到近五十个亿,增长一万多倍。从借钱发工资到累计上交国家税收几十个亿,冯根生总爱称自己是“国有企业的保姆”,他什么也拿不走。

  冯根生于2017年7月4日逝世。
 


       马胜利:承包的第一人

  马胜利,是中国第一个将企业“层层承包,责任到人”的企业家。

  1984年3月28日,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《向领导班子表决心》的“大字报”:

 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!

  承包后,实现利润翻番!工人工资翻番,达不到目标,甘愿受法律制裁。

  我的办法是:“三十六计”和“七十二变”,对外搞活经济,对内从严治厂,关心群众生活……

  “大字报”的作者是该厂47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。

  当时,石家庄造纸厂的境况十分糟糕。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,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,当时的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,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。

  马胜利说:“要是我,把17万掉个个,实现利润70万。”最后,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。

  石家庄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,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,把原来的一种“大卷子”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,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,还研制出“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”。

  结果,承包第一年马胜利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,承包4年,利润增长21.94倍。1985年7月26日,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,题目是《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》。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。

  1987年,马胜利开始“放眼全国”,决定承包20个省的100家造纸企业。这后来被认为是“盲目的自信与扩张”,为马胜利随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。

  从1989年下半年,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。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;1991年5月,刚成立两年的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。1995年,当时58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。

  马胜利退休后孤独至极,躲在家里三个月没有下楼。此后他在石家庄火车站北边的清真街上开过“马胜利包子铺”,生意还不错。他的一位旧部与几十名下岗职工搭起了一个造纸厂,让马胜利承包。马胜利还给公司的产品起了两个很古怪的名字:“援旺”和“六月雪”。但是这家企业几年后便渐渐消失了。马胜利重新归于平静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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